「歪脑 」张洁平:真相没死,只是你不再相信了

一个独裁者,要对付一个有影响力的异议者,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

一个独裁者,要对付一个有影响力的异议者,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

干掉他?不。突然消失只会令他影响力更大。死亡引发的集体哀悼,常是言论转化为政治行动的开始。对独裁者来说,一个异议者的处境无关紧要,真正要紧的,是那些相信他的人——怎样重新掌控他们的心,才是重点。

怎样减弱、消除异议者对群众的影响力?隔离。竞争。抹黑。不消灭他,但限缩他发挥影响、及为自己辩驳的能力。派十个人与他竞争,分薄支持者注意力,并争夺粉丝。寻找弱点、痛脚,想办法抹黑他,破坏群众对他的信任。至此,异议者肉身仍在,甚至仍发声,但人们已听不见他,即使听见,也不再相信他。他就不再是威胁。

对极权政府的观察者来说,以上过程并不陌生。也许你们还能想起好些名字——多年来一度在民间叱咤风云的异议者,那些反贼头目,他们都去哪儿了?

在极权国家,最具威胁力的异议者,不是任何个人,而是真相。

上述推演,是独裁者对付异议者的方式,也是极权政府压制真相的方式。

不过,真相无处不在,并不只封锁一个人、一支笔就可以简单隔离或抹黑。所以在过去,对付“真相”不像对付单独几个“异见者”这么容易。传统舆论管控模式,以阻截真相传播为主要方式——通报禁令、删文删帖,是最常见的。但这种操作,在大范围灭声同时,也会在特定圈层,令事件因禁令反而引发更多关注、更急速传播。到今天,有了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演算法能力,得到信息技术加持的极权政府,有了比以往更大的能力,去精细化控制言论、压制真相。

所谓精细化的信息统治术,指的究竟是什么?如何逐步发生?

我想起自己在中国舆论环境遇到的三个事例,或能折射这种细致变迁。

第一件事,是2008年前后,中国传媒界出现的一支特殊力量: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它前身是官媒“人民网”创办的杂志,叫《政策信息》,后改名《网络舆情》。杂志封面一句话,清晰陈述它的立场:“帮领导干部读网”。主编祝华新,是有丰富官方媒体经验的传播学者,后来舆情监测室的副主任。

舆情监测室副主任祝华新 (网络图片)

当时,一边,是中国互联网使用者总人数达2.5亿,是世界网民规模首位;另一边,是web2.0潮流方兴未艾,社交网络初兴,互联网去精英化、释放了“人人可以言说”的能量,也带来信息爆炸、热点放大、公共事件短时间快速汇集民意、形成群体事件的现象。站在公民社会的立场,人们视之为莫大机会,可通过网络参与,引导重要事件公共议程的设定,“围观改变中国”,挟民意以倒逼政府改变。站在管治者角度,他们体会到官方声音在社交网络的迅速式微,没人要看那些官式语言,政府成了嘲笑对象,擅长“用常识说人话”的市场化媒体、辛辣有趣的公共知识分子,成了网络公共舆论场的明星。

这种情形下,管治者意识到危机,确定官方要积极介入互联网舆论场的方向。致力“帮领导干部读网”的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成了重要的,给各级官方机构提供舆情分析服务、舆情解决方案的官方智库。

有趣的是,他们的舆情监测报告,数据资料丰富,主体内容也向社会公开,尽管出发点是“帮助官方掌握舆论,并研究怎么疏导舆论”,但《南方周末》等不少自由主义立场的市场化媒体,甚至会给他们“年度致敬”的新闻奖项。

2011年7月,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主任祝华新提出一个重要说法:“打通两个舆论场”。意思是,官方声音在社交网络不断被边缘化,已形成官方、民间两个舆论场,这是管治者无法忍受的,因而须“打通两个舆论场”。

怎么打通?具体的措施,在之后几年间,大家看到了迅疾的展演。

北京成立了中央级别、习近平亲自领导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2014年2月第一次会议,就提出“要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随即的清网行动,以卖淫嫖娼、偷税漏税、造谣诽谤等罪名,抓捕一批微博最活跃的大V,薛蛮子是著名一例。杀鸡儆猴效果明显,《2014年中国网络舆论生态环境分析报告》指,这一年,微博大V整体发博量少了四成。微博的公共舆论生态,开始朝娱乐、明星化方向转变,公共事件、公共知识分子,渐不再是热门话题。

同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提出,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包括澎湃新闻,诸多颇受欢迎的官方新媒体集团,“学习小组”“侠客岛”这样用新鲜语言的时政公号,都在这一阶段出现。

对民间舆论场杀鸡儆猴,对官方舆论场着力培养。两个舆论场这样慢慢“打通”。

令我具体意识到这一变化的,是另一件不起眼的事。

2012年7月,北京一场暴雨,夺走79条人命。尽管暴雨数十年罕见,但中心大城市竟多人溺死,基础设施弊病一时令舆论震惊,议论纷纷。北京市府也大为紧张。雨后,许多媒体前往调查,其中《南方周末》寻访到所有死者家属,用八个版面制作《你的名字,你的故事》,写出可确认的每个死者名单、个人故事,预计头七面市。

当时,官方并未公布死亡名单。面市前一天,报纸送印路上,接到官方禁令,八个版面从印刷厂被拦住,强行撤下。次日一早,市民收到的报纸,从头版开始,调查报导消失不见,连续几个版面由广告匆匆填塞。

这本是个寻常的审查、撤稿故事。但这时已是微博年代,八个版面制作完成时,头版编辑已拍照,发在自己颇有人气的帐户上。而后,深夜收禁令,撤稿,版面打红叉,换广告,全程也有编辑在微博直播,引起群情激愤。荒诞过程被曝光,禁令效果大打折扣。

故事并未到此为止。撤稿当晚,我例行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被画面里黑衣的主播吸引注意力:国家电视台突然插播特别新闻,由主播以肃穆表情,一个一个,念出死者名单和简要介绍。

央视报导引发空前好评,许多人视之为政府机制透明、官媒人性化的进步。而《南方周末》被画红叉的版面只在微博小圈子流传,毕竟影响有限。

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游戏规则变了:以前封杀真相——“你闭嘴”,现在是“你闭嘴,然后抢过你的话,我来说。”

如果说信息管制1.0时代,是以监管、消灭特定信息和源头为第一目标 —— 控制说真话的人,真相就不会流出去;那信息管制2.0时代,则是回到官方媒体自身,大量制造新式宣传故事,抢夺粉丝,积累群众认同。

(图:AP Photo / Mark Schiefelbein)

2015年,祝华新说“打通两个舆论场”的三年后,看微信公号、微博影响力排名,效果已明显:人民日报、人民网、环球时报等官媒,在大量聘用年轻人,经营青春化网络语言后,成了新的最具影响力网红,粉丝量数一数二。以前的市场化媒体,在悬殊的资源战中,影响力跌出前十、前二十,飞速边缘化。

官方舆论几年调整步伐,重新夺回主流,并借由信息技术加持,比传统媒体时代,影响力更为深远。

也是这时开始,我见识了第三个故事,信息管制3.0时代的故事。

2014年,香港爆发以争取《基本法》所承诺的民主普选为目标的“占领中环”行动,演变成79天的雨伞运动。运动以和平、理性、非暴力著称,有理有据有节,无数感人新闻画面,触动全球观众,包括身在大陆的人。这也引发大陆管治者极大的紧张忧虑。

为避免“和平占领争取民主”形象深入人心,防止民心思变,处理香港新闻时,中国信息策略不再仅是封锁真相、也不再是宣传己方,而更进一步,以“污染”为主导:大量制造谎言,搅浑水,放大运动瑕疵,污名化“争普选”为“谋港独”,污名化“和平游行”为“香港文革”、“颜色革命”,将民主诉求污名化为“经济不行了,优越感下降”的利益动机,放大中港矛盾,煽动中港之间的愤恨情绪。

当时一位资深官方媒体工作者告诉我,这是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他见过最大规模的一次、由官方媒体不遗余力策动的信息污染。污染效果很成功:大量制造假话,真话就听不见了,就算听见了,也没人相信。

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图:oclp.hk)

2014年后,中国普通人相信:香港人现在经济实力不如中国,心态不平衡了,开始闹腾,要独立,要英美势力支持,以为独立可以解决问题,不仅可恶,而且可怜、可悲。香港普通人,则远望大陆媒体歪曲自己和平单纯的示威行动,觉得心寒愤怒,面对抽象的“中国”罅隙日深,越来越不愿区分当权者与民众、政府与文化。在情绪对立中,真相就算未被全面封杀,也举步维艰。

2014年我们见过的这套信息管制3.0模式,在2019年香港更大规模,也更大破坏性、颠覆性的激烈抗议运动时,发挥得登峰造极。“污染”已升级为资讯战,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舆论机器武器化、资讯战开幕的年代。

此前信息统治术精细迭代、升级的十年铺垫,逐渐收编的舆论环境,为资讯战打造了绝佳孵化器。

资讯战的目标,从不是抹黑单一对象,更是让你什么都不信,进而分化、极化社会,掀动仇恨与敌意,令民主失去基础。资讯战的武器,不是禁令、不是谎言、不是给审查加持的人工智能等技术,而是相信了谎言、被它调起愤怒或厌倦情绪的我们每一个人。资讯战的武器,就是失去了自觉的我们。

回到开头的问题,一个独裁者,要对付一个有影响力的异议者,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在纷扰信息中,失去诚实自主的判断,进而失去对价值的信任。一切统治术都建基于此,动摇一切的种子,同样深埋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