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ent on page
「中国数字时代」从无到有的“翻墙罪”：为中国网民量身定做的“网络枷锁”
本文在翻墙技术领域参考了GFW BLOG、泡泡网等网站的相关知识科普，如有错误请指正。
早在十几年前，就有大量中国网民因翻墙被“喝茶”、被威胁。在当时，有关部门处罚的对象往往不是“翻墙行为”本身，而是翻墙后网民发布的言论或行动，例如有网民在翻墙后进行了网络实名联署，例如有网民在境外平台发布了“反党反政府”言论……
这些事件与言论自由打压的关系非常紧密，而当事人常常被以各种名义骚扰、警告、处罚。但严格来说，早期中共官方对于网民的翻墙行为，只是从技术上进行了屏蔽和阻拦，并没有采取行政或法律手段进行惩戒和控制。
“翻墙”一词通常指通过代理服务器的等手段突破GFW网络封锁的行为。又称科学上网，文明上网，自由上网，正常上网，魔法上网，爱国上网等。（中国数字空间｜翻墙）
但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从2014年开始，以往的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出现的就是大量翻墙技术开发者的“被消失”：
- 2014年11月，翻墙软件“枫叶香蕉”的开发者许东被捕。
许东是免费翻墙软件“枫叶香蕉”的开发者，同时还运营着自己的付费翻墙服务“麒麟”，在香港占中运动期间许东还在推特公开发声支持抗争者。许东被捕的原因有传言说是被警方“钓鱼执法”，所涉罪名为“寻衅滋事罪”。 2015年1月30日，在长时间羁押后，许东获取保候审回家。
“许东案”被不少人称为“大陆翻墙第一案”：中共警方开始首次抓捕翻墙服务开发者，削弱他们在翻墙技术领域的影响力，这也透露出一个全新的“封锁信号”。
- 2014年11月，Gogant的开发者Phus Lu发“自保”声明。2015年8月，Phus Lu停止项目维护并删库。
在许东被捕后不久，知名翻墙软件Gogant的开发者Phus Lu发布了相关声明，甚至一度停用了自己的Twitter 账号，因为许东的翻墙软件“枫叶香蕉”实际上是基于Gogant进行二次开发的（Gogant曾经是中文互联网上在线翻墙人数最多的应用之一），两者均使用了Google App Engine的服务器充当代理。Phus Lu的声明是基于对自己人身安全的严重担忧下做出的。
- 2015年1月，翻墙软件fqrouter的开发者宣布终止项目的开发。
fqrouter是一款基于安卓系统的应用，它确切说并不是一款翻墙软件，而是一款“共享翻墙网络”的应用，仍需要依赖其他翻墙软件来运作，可以在已翻墙的手机上创建出无线翻墙节点。fqrouter开发者@秦兝的路由器 并没有解释自己关闭该项目的原因，但他曾在推特上悲观地表示GFW升级的结果会成为“两边资源的比拼”，个人身处其中非常无力，所以有网民也猜测他可能是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压力。
- 2015年7月-8月，知名翻墙服务商曲径、VPNSO陆续宣布关闭服务。
曲径、VPNSO是在当时深受好评的翻墙服务商，向用户提供付费翻 墙服务，人们在付费后可以获得稳定的翻墙访问速度和售后技术保障。据网友的“小道消息”，这两家服务商都受到了有关部门的“特殊关怀”，不得已关闭翻墙服务。
- 2015年8月，shadowsocks作者/主要维护者 彻底放弃项目
由于shadowsocks翻墙的稳定高速，加之可以进行流量混淆与自行部署，是当时所有翻墙方式中的“后起之秀”。而shadowsocks的作者兼主要维护者 @clowwindy被“喝茶”后，宣布放弃项目维护，使得该项目遭遇重大挫折。所幸的是由于该项目的“开源”，以及后续大量技术志愿者的参与维护/更新，据称该翻墙方式至今仍然存在且有效，是目前主流的翻墙方式之一。2017年7月，shadowsocksR（shadowsocks的升级版本）的作者 @breakwa11 因为遭到网络人肉和恶意攻击，也退出了项目开发。
- 2019年5月，翻墙“一键安装脚本”开发者秋水逸冰宣布停止相关工作
一键安装脚本是一种新手友好向的脚本代码集，初学者可以不具备任何编程、linux系统等知识，仅仅通过复制粘贴一些指令，就可以在一个全新的服务器上部署翻墙程序，是一种将翻墙部署门槛大大降低的技术创新。这也是在一些大型公共翻墙节点遭到摧毁后，翻墙走向“自力更生”的一种必然。但2019年5月秋水逸冰在个人博客上表示，自己“是时候告别了”，虽然作者没有明确说明停更原因，但他承认“孙东洋事件”给了他一些影响。
- 2019年9月，v2ray原开发者长时间失联 其他维护成员不得不另起项目
v2ray，简称v2，是在shadowsocks原作者@clowwindy受到威胁后，一群匿名用户所开发的新翻墙应用，它同样具备着优异的翻墙性能，也是目前主流的翻墙方式之一。即便这些开发者更加注意身份匿名与个人保护，但在2019年9月v2ray官方电报群却宣告“v2ray开发者长期失联”，以至于其余的项目维护者不得不另起新项目，而v2ray作者离奇失联的原因至今仍无答案，一种普遍的猜测是开发者或许受到了某种压力。
（以上仅为典型案例 非完全统计）
习近平的“两手抓”：一方面狠抓GFW网络封锁，另一方面抓捕翻墙大佬，一改了中共以往在翻墙领域的低调行事惯例，从“隐匿”的技术屏蔽到“公开”的“肉体消灭”拦阻翻墙，这导致了：
- 翻墙技术的开发及服务运营逐渐从“公开”转为“地下”，这客观上提高了翻墙的技术门槛。但因翻墙刚需的存在，网民不得已使用一些安全性不够高但墙内可以方便获取的翻墙服务，其中部分甚至是中共设置的监控陷阱。与此同时，中共对网民翻墙的监管能力却不断升级。
- 在适当控制住“源头”后，有关部门将处罚对象转向了普通翻墙网民，且处罚标准变得更加严厉，网民仅仅翻墙浏览外网信息而没有“言行违规”同样也会被纳入处罚。中共希望以这种方式，制造一种恐怖效应，减少对翻墙人群管制的成本。
- 中共急需要相关法律法规对“翻墙为何违法”做出解释，否则会出现处罚“无法可依”的情况，虽然此前中共一直滥用“寻衅滋事”等口袋罪名，但它显然希望有一种更有关联性、更加合理化的“说辞”。
这几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了所谓的“翻墙罪”的出现。
近年以来，中国大陆因“翻墙”或“搭建翻墙方式”而遭遇喝茶警告、行政拘留甚至刑事拘留的案例逐渐出现，不少网友以“翻墙罪”统称之，并担心越发恶劣的互联网环境会将“翻墙罪”变成一种日常。 —— 中国数字空间 ｜ 翻墙罪
不过，“翻墙罪”针对翻墙服务商和普通翻墙网民又细分为了“两大罪名”：
“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
2016年8月，网民邓杰威在网上销售用于翻墙的Shadowsocks服务“飞越SS”、“影梭云”被东莞市公安局抓获。2017年3月，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上，关于邓杰威等人“出售翻墙服务”的罪名不再是“寻衅滋事罪”而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这一罪名源自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三款：
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或者明知他人实施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程序、工具，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此后，类似的案件陆续出现：
2017年10月，上海一名程序员搭建并出售VPN服务被捕，有关部门称他共计向数百人“提供VPN服务”，而该案是上海首例“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
2017年11月，湖北网民刘小康架设名为“天眼通”的翻墙网站被捕，有关部门称他以shadowsock源代码为基础，开发了自主翻墙软件，并在“天眼通”网站上出售翻墙账号。此案涉及金额较大，达到500余万，罚金高达50万。
2018年11月，河南一名90后IT人士孙东洋因传播翻墙教程、出售翻墙服务被捕，孙东洋是知名翻墙社区逗比根据地的创办人，为网民提供了大量的无私技术帮助，有关部门追缴了他两年不足9万元的全部“违法所得”。
2019年9月，杭州一名淘宝店主朱某某因通过淘宝店铺出售翻墙服务被捕，该案中店主朱某某以“全球服务商贸”、“游戏淘卡联盟”等形式在淘宝累计向2.9W人售卖了VPN服务，最终被“判四缓四”，并处以五十万元罚款。
以上几起案件所涉及罪名均为“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仅为典型案例非完整统计：
即便这一罪名的界定充满争议，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甚至被称为“计算机流氓罪” （法学界） 澎湃新闻︱警惕“计算机流氓罪” 和“擅自了解世界罪/擅自协助他人了解世界罪”（网民） 【网络民议】使用VPN大概犯了擅自了解世界罪 ，但舆论并没有阻止这成为“搭建、贩售翻墙服务人群”的专用罪名。
“擅自建立、使用非法信道进行国际联网”
2019年1月，广东韶关南雄市出现了首例当地公安对翻墙网民的“行政处罚”，理由为“擅自建立、使用非法信道进行国际联网”。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所谓“处罚依据”的描述仅是“翻墙上网”：
现查明：朱XX于2018年8月开始至被查获，使用自己手机安装“蓝灯”（Lantern Pro）连接自己的宽带进行翻墙上网，且最近一周的登陆次数为487次。
同时期一名重庆网友也被以同样理由传唤：
官方的这一处罚依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上次修正是在1997年，这个规定在过去20多年中“备而无用”，具有法律效应，但没有履行执法行为。 BBC中文网｜中国VPN用户被罚 “翻墙”怎么会违法
第六条 计算机信息网络直接进行国际联网，必须使用邮电部国家公用电信网提供的国际出入口信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建立或者使用其他信道进行国际联网。第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六条、第八条和第十条的规定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联网，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5000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从2019年1月至今，中国数字时代收录了不少网民因翻墙遭到警方训诫或行政处罚的新闻案例：
2019年3月，四川省遂宁市网友庞某使用无界一点通翻墙，被警告。
2019年5月，陕西省安康市网友杨某某使 用老王VPN、蚂蚁VPN两款软件翻墙被行政警告，并处以500元罚款。
2019年6月，浙江省嘉兴市一家外贸公司网络购买、注册“翻墙软件”被行政处罚。
2019年8月，四川省遂宁市网友蒋某安装Turbo VPN、老王 VPN等翻墙软件看YouTube、Twitch，被警告。
2020年7月，湖南省常德市网友陈某使用Shadowrocket浏览境外色情网站被警告处罚。
不少网友已注意到“翻墙违法”不再是零星个例，中共已经开始动用国家力量进行“线上识别/封锁“、”线下警告/约谈”，让翻墙成为了随时具备违法风险的高危行为。
2020年10月，浙江省政务服务网上被网友发现的大量“行政处罚决定书”更加印证了这种判断。自2019年7月份开始，有超过80份“翻墙处罚决定书”被浙江公安发布在这一政务网站上，当事人因各种翻墙理由遭到了相关部门的处罚（包含训诫、罚款、停止联网等）。
“翻墙处罚决定书”每一份都提到了网民所使用的翻墙方式，如SSR、灵狐浏览器、软路由、Shadowrocket、老王vpn等，被处罚的原因各种各样，甚至有网民仅仅因“访问维基百科网站查询资料”就遭到了“训诫”，被处罚对象中也有提供翻墙服务的“机场主”（网络用语，意为服务提供商）以及个别企业法人。
在各路网民的强势围观下，浙江政务服务网最终将这些“翻墙处罚决定书”尽数撤去。当然，这些处罚案例的存在并不代表着浙江省在翻墙处罚人数上位居全国前列，更大的可能是：翻墙处罚是全国同步推进的，只是浙江省更加“政务公开”而已。
综上这些典型案例，我们可以看出“翻墙罪”并不是短时间形成的，而是近年来网络封锁加剧后，对网民上网行为细化管控的一种必然，不少网友以“新时代收听敌台罪”表达这种全面倒车的忧虑。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并未完全切断网民的全部有效翻墙途径，如“小粉红翻墙出征”、“国内视频博主出海”等现象时常出现，整个翻墙群体的人数规模、活跃度不见得有所减少，但“翻墙罪”的从无到有也预示了两种趋势：1.网民的“非法信道”翻墙行为将会受到更严厉监管，甚至最终被完全取缔，而“翻墙罪”则是为这一管制目的量身定做。2.早年网民所忧虑的“翻墙白名单化”（GFW不再采用黑名单制度而是采用白名单，即出境流量默认阻断，白名单放行。）将会以“信道白名单化”的方式出现（例如此前Tuber浏览器号称通过官方审核获得上线经营许可），届时人们可能会随时处于一种隐私全无的“网络裸奔”之下。
当然，“翻墙罪”的出现也加剧了人们的内心恐惧和自我审查，中国海内外舆论的极端化、战狼化同样受此因素的促成，带来了诸多“蝴蝶效应”。与此同时，它也大大增加了中共的管控成本，让翻墙者与筑墙者双方不再是一场”猫鼠游戏“，更像是一场”拉锯战争“。